【棣华堂·乡愁】郎建国：南圪台记忆
南圪台养育了我的童年，尽管我是南圪台的外甥，但在我的心目中南圪台就是我的故乡。那里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都在我的内心深深地扎了根。那里每块梯田，每条山沟、山梁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
人生中有些往事有些地方，就像镌刻在了记忆中，永远不会随着时间而淡忘。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时的人与事，便是这样。
姥姥家住的村子叫南圪台，是位于古郊村南面一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。村子西高东低，村子的上面有条土路，土路之上是陡峭的西坡，村子的下面是道河谷，河谷幽深狭长，因此整个村落像建在半山腰的一个平台上。当地土话称平台为“圪台”，地名可能因此而来。
每年夏天暴雨季节，古郊河流域山洪暴发，方圆几十里的洪水在通过南圪台之前汇聚在一起，在进入南圪台河道时河道变窄，又遇到一个大台阶，洪水强大的力量从高处跌落下来，轰轰隆隆，极为壮观。洪峰要是夜间到来，平静的夜晚突然一声巨响，恐怖的声响能把人从梦中都能惊醒。河谷的巨石台阶下面被冲刷成的一个水潭，就成了孩子们游泳戏水的好地方。
说起南圪台村，有个地方是不得不说的，那就是位于村底下的拱券。这座拱券下面是个门洞，上面有个庵房，就像是村子的城门一样，但它却能称得上是这个村的象征和交通咽喉。
南圪台从村口到村尾，有一条石板路蜿蜒而下，这就是村里的“街”。街的尽头便是这座拱券，穿过券洞可直通河谷。而河谷与村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，这里有村中唯一的一口水井，有一大片天然的石头高台，上面高低错落的石板是晾晒粮食的天然晒场，河谷丰水季节不仅姑娘媳妇在这里浆洗衣服，还是小孩玩耍嬉戏的游乐场，于是这座拱券便成为村民来往河谷的必经之地。尤其是到了夏天，挑水人头顶烈日吃力地在不规则的石板路上向上攀爬，经常是满身大汗，到达券底既可以享受一下松爽的清风又可以歇歇脚聊聊天，很是惬意。
券洞左边有两棵柳树，其中一棵粗壮高大足有百年，树干上有个大坑洼，坑洼处有烧焦的痕迹，村子里老人说那是被雷电劈过的。尽管如此，老柳树的树冠依然巨大，枝叶依然繁茂，树荫下便成了村民聚集纳凉的地方。
券洞右侧是一个碾棚，在过去机械化尚不普及的年代，碾棚便是村民加工粮食的地方，尤其是腊月天，家家户户要蒸馍馍过年，一进腊月碾棚就排上号了，几乎是不分昼夜的忙碌。
记忆最深的是村子里的两个活动场所，一个是街口的饭场，一个就是街尾的操场，这是村子里两个最热闹的地方。一日三餐每到饭点，村子里的男人们一个个端着偌大的饭碗，从各自院子里走出来，坐在街边的石条上边吃边聊，信息量很大。很多时候生产队长在吃饭时就把劳动任务分配好了。孩子们也端着碗参与进来，听着大人们海阔天空的闲扯自然也长不少见识。
南圪台村那时有40多户，大多都姓赵，分成两个生产队，村里人沾亲带故的居多，所以在村子里转一圈，遇到的大人不是喊外公就是叫舅舅。姥姥家在村子里算是“名门望族”原因是我的外公、本家外公和父亲都在县里工作。
姥姥从我记事起就是一个因风湿病而弯腰弓背的老人，家里还有约大我不到十岁的舅舅和我相差无几的姨姨。我们家除了父亲在县里工作外，母亲带着孩子们都在这里生活。两个家庭合在一起，老老少少10口人，姥姥负责为这个大家庭做饭。
姥姥家只有两间土屋，棚上存放粮食杂物。家里人多住不下，母亲与弟、妹晚上去邻家借宿。我与舅舅挤在棚上杂物间。后来舅舅外出兴修水利工程，我晚上就去村子里的马房与饲养员及马匹一起睡。
姥姥家的土屋很小，一门一窗，靠窗的一角是土炕，一大一小呈角尺状，连着一个四方形的煤火灶台。屋子靠北墙是一顶老柜，前面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老柜上摆放着一个带木底座长方形穿衣镜，镜子两边是两只巨大的玻璃瓶子。镜子年代久远了，镜面看上去斑斑点点。家里有一口木箱，箱子正面写着：“山上青松山下花，花笑青松不如他，有朝一日寒霜降，只见青松不见花”。还记得桌子上有一面椭圆的镜子最实用，经常会照着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，镜子的背面的画好像是《红楼梦》或《西厢记》的图片，后来镜子不小心打烂了。
屋子里还摆有两口缸，其中一个是水缸，一个是沤酸菜的缸。除去这些，铺着石板的地面就所剩无几了，一般来说进门就必须坐在炕沿上。屋子虽小但很干净整洁，炕上的铺盖叠的整整齐齐，火台擦的油光锃亮，家具更是一尘不染。
家里人口虽多，但缺乏劳动力，尤其缺乏男劳力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主要靠母亲与姨姨。对于生活在农村家庭来说，如果家里没有劳力，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。有劳动力家庭的孩子并不过早地参加艰苦的劳动，而我们家的情况不允许这样，我与二弟卫国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劳动责任了，可以说我们兄弟两个要比那些农村同龄的孩子吃的苦更多。从抬水到挑水、挑煤、担土都是小活，上山采摘喂猪的榛子叶，才是无穷无尽的重复劳动。
除了上山砍柴、拾柴的正常劳动，还要在夏天采摘青翘，秋季的采摘松羊、割黄花条，再到冬季雪地里采集连翘，有时也去割过栗树皮，好几次到很远的大山里扛木头挣运费。这些劳动都叫作搞副业，会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补贴家用。上山劳动非常艰辛，有时一阵山雨过来，浑身浇个湿透，很难受。但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来说，比这更难忍受的是饥肠辘辘。
南圪台靠山吃山，一条好几里长的盘铺沟长满松树及其他植物，沟里不仅植被丰富还有很多的野生动物。南沟最里面的沟底有一汪活水，我们经常从高处看见三五只黄羊在池边饮水，我们一喊叫黄羊就钻进密密的荆芥丛中了。
记得有一次我与弟弟上山劳动，我隐隐约约看见一只大灰狼从我们身边经过，走入荆芥灌木丛中，于是我们决定拿起镰刀要与野狼搏斗，我们在荆芥灌木丛中找了很久也未发现狼的踪影，那时真实无知者无畏。还有一次记忆深刻的是，我被队里安排牵牛犁田，犁田之后要放牛吃草，我站在小岭上，看见一只狐狸从大岭坡走下来，我在路的上方它看不见我，当它要经过我下面的小路时，我猛的大喊一声，吓得它转身就跑，跑到半坡还停下了扭头看着我。
有几年家里要盖新房，粮食不够吃，常常需要在玉米粥里糊糠。家里养的母鸡孵出来一窝小鸡，鸡仔分不出公鸡、母鸡，等小鸡渐渐长大后就能分清楚了。养母鸡可以下蛋卖钱，而公鸡不下蛋还能吃，家里养不起公鸡，又不知道如何处理。后来姥姥让我用篮子把几只小公鸡放到较远的玉米地里，可小公鸡还是能找回家来，那时也不知道可以炖着吃它。记不到家里谁出了主意，让我提着篮子下河谷，趁黄昏没人时候悄悄地把几只小公鸡放在水潭里，刚放进去小公鸡挣扎着使劲扑棱着翅膀，水面上划起一圈又一圈涟漪，不一会小公鸡沉了下去，潭水又归于平静，此时我的心情非常难受有负罪感，可在当时一家人都饿着肚子，这也是无奈之举了。
村子里与我同龄人不是很多，与我耍最多的是小毛，他不爱读书，但心灵手巧，胆子也大，经常与他一起上山摘野果。有一次我们一帮小伙伴去河边玩，我看见地边有一株盛开的金针花，我就去采摘，结果一脚踩空掉到悬崖下的河谷，当大家绕下去找到我时，我嘴巴、耳朵、鼻子都出血，下巴开了一个大口子，那一次差点把生命终结在南圪台。
我的小学生涯是从南圪台开始的，已经记不得是几岁上的学。教室就在庙里的厢房，好像四个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，一个老师轮流教学生，现在记得第一课就是认“日、月、水、火、山、石、田、土”这八个字。村子里最好的房子就是庙，这里办学校也是不错的，院子不大但是很整洁，记得院子里还有两株木本的牡丹花。学校的大门洞立着两块石碑，当时记得碑文很清晰，只是那时不认识几个字，不知碑文到底是什么内容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破四旧，立四新，几个高年级的学生与村里的年轻人便把石碑给砸烂了，真是可惜。
上学没多久，女老师便随军人丈夫走了外地。学校长时间没有老师，父母就带我去县城上了两年学。“文革”开始又回到了南圪台，在南圪台的学校短暂一段时间，然后三年级就转学至公社所在地古郊村的小学了。这在当时来讲家长还是比较有超前意识的，两次转学说明我们的家庭是非常重视教育的。转学之后每天就在两个村子之间来来回回地奔跑，记得有个秋天路边的山楂树叶子特别火红并持续了很久，有时也有遇到洪水阻隔回不了家的情况。
有一年秋天放了秋假，小毛建议我们二人扛木头檩条下河南买钱。那时家里因盖房非常困难，所以大人也就答应了。木头是受管制的，为了防止遇到检查，我们约定在一个较黑的后半夜出发。尽管深秋的家乡风很冷，肩上扛着沉重的木头全身很快就不觉得冷了。我们走得很快，要在天亮之前走过那些大一点的村庄。当我们进入最危险的悬崖路段时，天已经大亮了，现在最为担心的就是防止转弯时，三米多长檩条与悬崖产生碰撞，反作用力把人推到悬崖下，跌落下去即是生命的终结。我们所走的路段离现在著名的昆山挂壁旅游公路不远，当我现在参观此路时，恐高症使我两腿打颤，但当时我全然不顾。下了山，经过山西最后一个村子昆山村，就进入河南地界了。一进入河南就有人与你谈价格买木头了，只是价格会稍低点。这时小毛觉得很累了，他以八块五的价格把木头买了。我舍不得低于十块钱，就继续前行十多里，终于如愿以偿。到了河南三交口，在小毛亲戚家住了下来，第二天用卖木头的钱买了十五斤红薯粉条，第三天背着一大包粉条回家了。那年冬天家里的烩菜几乎顿顿有粉条，全家人都很高兴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也影响到了这个小山村，我也跟着年龄较大的学生，到各家各户动员妇女把长头发剪短，尽管手里也拿了把剪刀，但始终未改剪别人的头发。我认真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中的老三篇，也一句又一句地教楞底院七十多岁大姥姥学习毛主席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。 “文革”中对我思想冲击最大的事，是学校给我发了红小兵的袖章又收了回去，原因是我们家的成分不是贫下中农。中农成分意味着不是革命的接班人，家庭出身将决定个人命运。父亲不断地跑马武寨老家，终于开具了下中农的证明，我又重新带上了象征革命小将的红袖章。
突然有一天，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村子上面的路上，车上装得满满的，原来是有城里人搬来农村了。村子里的人热情地帮助搬东西，一家人从此在村子生产队部的房子里住了下来。住下了的一家是从晋城矿务局下放到农村来的，妈妈带着三个孩子。听说这一家父亲是矿务局的总工程师，母亲是教育工作者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好像出身于北京、天津的资本家。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，如果出身不好就必须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
我们两家人很快就熟络起来了，迟阿姨文质彬彬平易近人，与村子里的人相处很融洽。迟阿姨白天与我的母亲都在同一个小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到了夜晚还要经常给队里的社员读报纸。迟阿姨家有“两男一女”三个孩子住在村子里，正好与我们兄妹三个年龄相对应，因此双双成为好朋友。老大葆京与我同班，性格沉稳，学习很好，写得一手好字；老二葆锐性格外向，机灵顽皮；小妹葆彤是个白白秀气可爱的小女生。老大要是把老二惹哭了，老大只要念威虎山坐山雕与杨子荣的对白，老二就会边哭边对直至气消。小妹葆彤犯了错误会被妈妈罚站，一边站一边哭泣，妈妈就会问她哭了几次了，她就会回答几次了，然后在墙上写上数字表示哭的次数。学校放春秋假，我们一起参加队里的劳动，有时也一起上山拾柴火。记得一天一帮小伙伴一起上山，在盘铺沟的山头看见一架飞机盘旋的很低，飞机的舷窗看的清清楚楚，大家都是第一次在如此近距离看见飞机，一个个欢呼雀跃向天呐喊。
有一个冬天迟阿姨要去县里开会，因为下大雪班车停开，迟阿姨一行就步行几十公里走小路去县城，半路因路滑不慎摔伤骨折。那段时间葆京独自带着弟弟妹妹在南圪台生活，可想而知，这兄妹三个的童年经历是非常坎坷的。有一天葆京说要离开这里，也没有说是否还会回来，我送他上了去晋城的班车，从此再也没有迟阿姨一家的音信。从他们一家走进南圪台到离开大约是两年左右的时间。迟阿姨摔伤固然是不幸的，但是三个孩子能尽快离开生活、教育条件非常落后的南圪台，也许是幸运的。对于我们三兄妹来讲，失去了朝夕相处的朋友，心情还是非常沮丧的。
四十多年之后二弟卫国才联系到了葆京、葆锐弟兄两个，他们都在太原工作生活，子承父业继续为国家的煤炭工业做贡献，兄弟两个工作都很出色，葆锐现在是国内煤炭掘进设备的高级专家。巧的是葆彤妹妹原来也与我在南方的同一个城市工作，听说她后来去了美国。
南圪台养育了我的童年，尽管我是南圪台的外甥，但在我的心目中南圪台就是我的故乡。那里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都在我的内心深深地扎了根。那里每块梯田，每条山沟、山梁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四十多年过去了。当我在今年的正月带着外甥薛凯再次踏入南圪台的时候，眼前的一切使我感觉又熟悉又陌生。村子里空荡荡的，很多老院子已经是残垣断壁，老柳树不见踪影，那棵已长成大树的小柳树在寒风中孤独地摇曳着，像是与我打招呼。偶尔看见一两个人，也与南圪台的过去无关，因为他们是从更小的山村迁移过来的。我不能说是物是人非，因为人、物都在改变。唐代诗人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中的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这个情景也没有出现，因为整个村子没有看见一个儿童。在三弟卫东脑门上摔了个大口子的院子里，一条孤独的黄狗看见有人经过兴奋不已，隔着上锁的大门缝用它的双蹄与低沉的语音与我们打着招呼。过去各个院子热闹非凡，现在一切都归于寂静。古朴的石板街已经被厚厚的水泥压在下面，冰冷的水泥仿佛是要把过去的一切都覆盖掉，连古老光滑的井台也没有放过，它唯一没有覆盖的是我对童年南圪台的深刻记忆。
